明代的赐服与中日关系

赵连赏

明朝是开展“服饰外交”较多的朝代之一。立朝伊始，太祖朱元璋励精图治，在稳定国
内政权、恢复社会生产的同时，对与外国的交往关系也很重视，他在全面吸取元代统治者对
外战争，与周边邻国关系受到严重损害教训的基础上，采取有效措施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友好
关系。朱元璋陆续向周边邻国派出使者，向他们诏明：“昔帝王之治，天下凡月所照，无有远
近，一视同仁。故中国尊安，四方得所，非有意于臣服之也。自元政失纲，天下兵征者十有
七年，四方遐远，信好不通。朕肇基江左，扫群雄，定华夏， 臣民推戴，已主中国，建国号
大明，改元洪武。顷者克平元都，疆宇大同，已承正统，方与远迩相安于元事，以共享太平
之福。”①表达了新建的明朝与各国和平友好相处的愿望，在这种指导思想下，通过外国向明朝
朝贞方物，明朝赐赠以服饰和丝织品及其它物品的往来形式，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发生了改变。
至洪武末年，明王朝已与包括日本在内的高丽、琉球、安南、真腊、暹罗、占城、西洋国、爪
哇、渤泥等十多个国家建立了友好往来关系。又由于受狭隘的封建传统思想观念影响，中国
历史上的封建帝王大多认为自己是普天之下的“共主”，是主宰天下所有人和地区的君王。朱
元璋的朱氏王朝依旧延续着这种传统的思想理念，他们将周边的邻国根据其地理位置和需要
的不同，把这些国家按朝中分封的原则，划分成不同的等级颁诏封王，并赐给他们相应的官
印服饰及钱物，构成了所谓的“藩属”关系。
日本是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中日两国有着悠久的往来历史。发展中日关系是明朝政府
外交的重要内容之一。其主要原因是在明朝初期， 日本的海盗对中国沿海的滋扰是明朝政权
的一大心患，朱元璋为使这个问题得到解决，从登基当年开始，连续三年每年向日本派出使
者，以谋求共同解决海盗问题的办法。前两次由于双方误解的原因，没有能够达到相互认识
了解的目的。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再次委派莱州府同知赵秩为使领前往日本，还随带
了被明朝俘获的日本海盗等15人交还给了日本方面，终于使对方明白了明朝政府的用意，并
且得到了回应。于次年十月“日本国良怀遣其臣僧祖来进表笺、贡马及方物，并僧九人来朝，
又送到明州、台州被虏男妇七十余口”②。朱元璋十分高兴，用中国传统的丝织品、僧服和历
法等做为回礼，颁诏赐给日本王良怀《大统历》及文绮、纱、罗等物；同时，祖来等使者亦
被赐给文绮、帛及僧衣。中日关系由此获得了最初的改善。以后，由于分裂之中的日本南北
两朝统治者对明朝政权的相互猜疑和朱元璋对日本某些行为的不满，态度发生了一些变化，使
得太祖中后期的中日关系始终陷在矛盾之中，而没有起色。
中日关系的真正改善是在明成祖的永乐时期，这时分裂中的日本已于洪武二十五年被北
朝统一。统一后的日本新政权在肃清南朝残余敌对势力巩固政权的同时，急需财政的支持，而
发展与明朝的关系是获取钱财、摆脱危机的最有效的途径之一。与此同时，对刚刚登上皇帝
宝座急需各方面政绩支持的太宗井棣来说，发展与日本的关系，能使滋扰东南沿海多年的海
盗问题得到解决，安定该地区的外部环境，也是他十分迫切的朝政之一。出于双方共同的政


治和经济利益，中日两国的统治者在发展双边关系上都行动积极
。永乐元年(1403年)，当时
的日本国王源道义率先派遣使者圭密等300人奉表，贡上马及铠胄、佩刀、玛瑙、水晶、硫磺
诸物。成祖以高规格的礼遇相款待，赐给圭密等人绮绸绢衣，又命礼部设宴款待其一行，还
派遣赵居任等为使“同圭密等往赐日本国王冠服、锦绮、纱罗及龟纽金印，，③。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时期，印是权利的象征，不同的官阶配有相应不同等级的官印，以此
体现所掌握的权利。向日本国封王赐印的行为，早在汉魏时期就已出现，据传说，1784年，在
日本中南部的福冈县志贺岛上发现了一枚金质印章，上设蛇纽，刻有“汉委奴国王”5个阴文
汉字。这枚长宽均为2．4厘米，高2．4厘米的蛇纽金印④，与1956年在云南晋宁石寨山6号汉
墓出土的“滇王之印”极其相似，亦为金质蛇纽，阴刻汉字，长宽各2．4厘米，高为1．8厘米。
据专家考证“委”字当为“倭”，从两枚印章的大小、质地、形状、字体风格等特征上看，二
者当出自接近的时代，很有可能同属汉帝封赐的官印。对此，有关的文献记载也可以进一步
证实这种可能是事实。《后汉书•倭传》记述道：“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奉贡朝贺，..光
武赐以印绶，. . .”⑤。绶，是系印的丝带，带的一端与印顶的纽孔结系，形成印绶组合，称
之为印绶，通常是一印配一绶。印绶之制产生于秦代之前，汉卫宏《汉官旧仪》卷上：“秦以
前民皆佩绶，以金玉银铜犀象为方寸玺，各服所好。”@汉代的印绶是体现人的等级地位高下的
主要标志之一，在使用制度上更趋细致严格，绶的长短、色彩、疏密都是直接衡量某人官位
等级高低的标尺，其中以带长者、色多者、密度高者为贵。如皇帝尊为天子，位居天下之首，
要用四色五百首，长度达二丈九尺九寸的绶；诸侯用四色三百首，长二丈一尺的绶；公、侯、
将军用二色一百八十首，长为一丈七尺的绶；以后依次逐级递减⑦。印也同样有具体的等级之
分，汉刘珍等撰《东观汉记》说：建武元年(25年)，复设诸侯王金玺捩绶，公、侯金印紫绶；
九卿等银印青绶；中外官尚书令、御史中丞等铜印黑绶；丞、尉二百石等铜印黄绶⑧。至三国
时期，魏帝继续依照汉代模式，赐给日本国王金印紫绶，并附赠龙锦、白绢、铜镜等礼物⑨。
从上述的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上基本可以看出，汉魏时期对待日本国王是以藩王礼遇加以对
待的。
从明成祖此次赐给日本国王的官印等物来看，这次赐给是自明朝建立后有确切记载以来，规
格较高的一次，虽不知赐礼中的冠服具体内容属于哪类等级，但仅从赐给的龟纽金印上已能明确
表示清楚，给予日本国王的封位与明亲王的等级是相近的。据《明史•舆服志》记载：亲王册
宝。册制与皇太子同。其宝用金，龟纽，依周尺五寸二分，厚一寸五分，文日‘某王之宝’。”@
这个待遇，在明朝对外交往中是级别最高的，除日本之外，只有朝鲜才能享有这个礼遇 。
通过这次实质性的往来，中日关系获得了真正的改善，双方使者互访频繁。两国的最高
统治者为使这种新关系得到巩固和发展，继续进行着新的努力。日本方面为减除倭寇海盗对
中国东部沿海的骚扰和侵害，不断采取措施，控制和打击倭寇的侵扰行为。中国政府则以丰
厚的钱物和更具体的封赏回报日本方面。永乐三年十一月“日本国王源道义遣使源通贤等奉
表、贡马及方物，并献所获倭寇尝为边害者。上嘉之，命礼部宴赉其使，遣鸿胪寺少卿潘赐、
内官王进等赐王九章冕服、钞五千锭、钱千五百缗、织金文绮、纱、罗、绢三百七十八匹” 。
其中，赐给日本国王的“九章冕服”最能体现本次赐给规格的重要。首先，冕服是中国
传统的最高级的系列礼服，它历史悠久，内容广富、细致规范。其制始于周代。分为大裘冕、
衮冕、篇冕、毳冕、希冕、玄冕六种形制，统称为“六冕”。天子和他的臣属们根据不同礼仪
场合，选择其中相应的冕服穿用。所有冕服都是由一定规格的冕冠、冕服和附件等组成。冕


冠、冕服、附件中又依次包括延版、垂旒、冠体、上衣、下裳、大带、蔽膝、佩绶等内容。
这些内容中，标志作用最为突出的是垂旒和衣裳。垂旒是指悬挂在延版前后用彩色丝线
穿缀起来的玉珠串，作用有二：其一，据说这些挂在冠上挡住戴冠者视线的饰物，是希望能
使戴冠者目不视邪，对不正的事物要视而不见。其二，具有体现等级的作用，以每种冕冠所
用珠旒的多少分贵贱，数量多者为贵。以唐代冕服为例，皇帝的衮冕，冠旒前后各十二旒，每
旒十二就珠，共计用珠288颗；包括亲王在内的一品也可以穿用衮冕，但冠旒降为九旒九就，
共用玉162颗；二品用篱冕，冠饰八旒八就，共用玉144颗；以下品级依次递减，互有等差@。
冕服的衣裳款式和颜色一般不分等级，不论君臣，也不论官职高下，皆以交领右衽长衣
和类似现代围裙的长裳作为冕服的衣裳。所用颜色，历史上的朝代大多是以天玄色为衣色，以
地缡色为裳色，表达了人们对天地的崇拜。冕服衣裳的等级划分，在于衣裳上所施饰的章纹。
所谓章纹是指绘绣在上衣和下裳上的12种不同的图案，简称“十二章”。内容依次排列是日、
月、星辰、龙、山、华虫、宗彝、藻、火、粉米、黼、黻。这十二章纹的每一章都隐含着一
定的意义，希望饰用章纹者具备与章纹所含意义相应的品德。具体含义大致是这样的：13、月、
星辰代表光明，能临照天下；龙，喻为官者的应变；山，象征为王者的稳重；华虫，表示文
彩；宗彝，表示智勇；藻，表示洁净；粉米，表示滋养；黻，象征果断；黻，表示弃恶从善。
具体使用时，上衣下裳所饰数目，部分朝代略有不同。如唐代规定：天子衮冕前八章施饰于
衣，后四章施饰于裳；一品以上，衣之章纹自龙以下衣五章、裳四章，共九章；二品章纹自
华虫以下衣三章、裳四章，共七章；以下品级章纹均互有等差@。
其次，明代的冕服作用更为突出，表现有以下两点：第一，明代规定，冕服只允许皇帝、
皇太子、亲王、世子和郡王等贵族穿用，其他公侯以下官员禁用冕服，使延续了2000多年的
冕服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冕服成为了帝王身份地位的象征。第二，明初时，朱元璋认为
“五冕”之礼过于繁琐，下令除祭天地、宗庙服衮冕外，余冕一律不用@。这一御令，在客观
上起到了使冕服更具权威性的作用。
本次明成祖朱棣赐给日本国王源道义的冕服为九章冕服，是仅次于皇帝和皇太子的高级礼
服。在明代，有资格穿用此类冕服的只有两种人，即皇太子和亲王。他们所穿的九章冕服在永乐
三年新更定的服制中是这样记载的：皇太子冕服，冕冠玄表朱里，前圆后方，前后各九旒，每
旒各五采缫九就，贯五采玉九。衮服九章，玄衣五章，龙在肩，山在背，火、华虫、宗彝在袖，
皆织成。玉圭，长九寸五分。本色领、襟、撰、裾。缥裳四章，织藻、粉米、黼、黻 。亲王
的冕服与皇太子的冕服大体相近，只是衮服之衣前者用玄色，后者为青色。所用玉圭也比前者略
短。说明亲王的等级稍低于皇太子，在整个封建国家的等级排序中位列第三。同时，九章冕服也
是明代藩王中等级最高的礼服。由此，足见明朝政府对13本的重视程度非同一般。
明成祖在赐金印后不久，又将如此高贵的礼服赐给13本国王，这种高规格的赐给，既表
明了朱棣统治的明政权对13本的高度重视和诚意。又含有他对中13关系以后发展寄予期望的
成分在里面。通过明成祖一系列的外交努力，两国友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13本政府应明朝
政府的要求，进一步加强了对倭寇的围剿力度，并于永乐五年和六年先后两次将捕获的倭寇
送交给明朝政府处罚。在13本政府的积极行动下，13本的倭寇海盗受到了严厉的打击，气焰
大为收敛，使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外部生活秩序得到了显著的改善。对此明朝政府十分满意，
多次以丰厚的礼品予以奖赠。与此同时，两国的文化交流也在发展。千百年来， 日本一直十
分注意中国文化的学习和引进，至明代依然如此。自太祖赠给13本的《大统历'后，成祖于


永乐六年又应日本使者的请求，将《劝善》和《内训》两种书“各以百编”赐之@
。至此，明
代的中日关系已经达到了高潮。
正当中日友好关系继续密切发展的时候，坚决主张中日友好的日本国王源道义不幸逝世，其
子源义持即位，他听从反对中日友好派的主张，使两国间的友好关系渐渐发生了逆转。虽然在以
后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两国仍然保持着往来，但关系时好时坏，一直处于不高的状态，文献中虽
有一些关于赐给日本方面服饰的记录，但规格等级始终不高。直至明代中晚期，两国关系虽然有
所恢复，但终因倭寇问题、朝贡贸易问题、朝鲜问题等原因停滞不前，所赐服饰也再没有达到永
乐时期的规格水平。这一点，在神宗万历年间的一次较为重要的封赐记录中得以体现。
万历十九年(1591年)冬，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不久，就以18万水陆大军发动了侵略朝鲜
的战争，在不长的时间内，连下汉城、开城、平壤三个重要都城，全国八道几乎尽陷，朝鲜国
王向明请求援助。明朝很快出兵增援，中朝军队经过艰苦作战，收复了大片国土。由于当时交战
双方都无力再战，遂举行谈判，明朝政府为使日本的当权者全部退出朝鲜，决定再次采取封王的
方式，改善与日本的关系，达到其缓兵的目的。万历二十四年九月，明朝派出的使者到达日本，
将封王诏书和同时赐给日本国王的金印和冠服传赐给了丰臣秀吉，丰臣秀吉接受了这一封赐。
这次封赐日本丰臣秀吉国王的敕谕和部分服饰实物，被很好地保存下来，并流传至今@。
勃谕中有比较详细的冠服内容记录，主要有：纱帽一顶(展角全)；金箱犀角带一条；常服罗
一套，大红织金胸背麒麟圆领一件，青褡护一件；皮弁冠一副，七旒皂绉纱皮弁冠一顶(旒
珠金事件全)，玉圭一枚；五章娟地纱皮弁服一套，大红皮弁服一件，素白中单一件，缳色素
前后裳一件，缣色素蔽膝一件(玉绚全)，缥色妆花锦绶一件(袜全)等。其中的七旒皂绉纱
皮弁冠和五章绢地纱皮弁服等服饰最能体现与永乐年间所赐服饰等级的变化。皮弁服也是中
国的传统礼服之一，商周时期出现，主要由皮弁冠和皮弁服组成。弁冠是用数条鹿皮或纱帛
缝合而成，形制似双手相合，呈上窄下宽之状，每两条缝合的凸起之处，称“会”。会上加有
一定数目不同颜色的玉饰，叫“瑾”。以瑾的颜色和数目的多少划分等级。如唐代规定，天子
弁冠饰十二瑾，一品九瑾，二品八瑾，以下逐级递减@。弁服分为上衣和下裳，隋唐以前多以
白衣索裳为主，以后则以朱、绛色衣和素、红色裳较为常见。明代弁服的使用范围也同冕服
一样，只允许郡王以上的贵族穿用。弁冠以黑色纱为之，帝饰五采十二瑾，亲王五采九瑾，郡
王三采七瑾。以上各级所配之服均为绛衣红裳 。
根据对这些保存下来的文物进行研究后发现，服装实物与记录之间存在着一些出入的地
方 ：1．从到目前所掌握的明代以前的文献资料中，尚未发现皮弁冠上的饰物被称为“旒”；
从明代的其它文献和现代研究结果上来看，也没有这种说法。而只有本次敕谕和明代皇帝给
琉球国部分敕谕的衣物目录中作如此称谓@，看来敕谕笔误的可能性不大。这一提法或许是明
代服饰用于外赐时的专用模式，也许是明代服饰有了些变化而被文献记录所忽略。这一问题
笔者将继续进行研究。2．冕服的纹章被饰用于弁服之上，也是与当时文献记载不相符的。类
似的问题，在《历代帝王像》中的明宪宗像和北京明定陵出土的万历帝龙袍上也都有体现。3．
明代弁服之裳不论天子还是郡王，凡有资格穿著者，均应为红色，而实物中的裳，也许因相
隔时间较长，已呈土黄颜色。以上是这批文物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和疑点。
如若除去上述疑问不谈，单从赐服总体的特征上看，本次赐给的服饰等级当属郡王之位，这
与明朝皇帝赐给琉球国王的服饰品位等级是一致的@。但从随服所赐之印上看又是金印，当属亲
王之印。而赐给琉球国王的印 ，则是相当于郡王的银印⑤。这些异同，实际上是当时明朝政府


对日本心态的反映-这种情况下，如果再像明初成祖那样赐给日本国王九章亲王之服，无论如何
明朝政府都是难以做到的。相反，如果干脆参照琉球的形式赐给丰臣秀吉一套郡王的服印，与历
史先例相比，落差太大，可能会引起对方的不满，恐怕难以达到退兵和缓和中日关系的目的。在
这种情况下。才采取了赐给郡王服而配亲王印的折衷处理方式加以对待。这种做法也在一定意义
上客观地反映出了明朝政府的无奈，也真实地反映出了当时中日关系。
从以上所谈的事例中不难看出，明朝皇帝赐给日本国王服饰的变化如同中日关系史上的
晴雨表，两国关系的冷热程度在赐服上均有所体现，当关系发展顺利时，赐给对方国王的服
饰规格等级相对较高，反之就低。服饰在明代已成为了国家的一种有效的外交工具，在不同
时期和形式下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注：①‘明太祖实录'卷三七，历史语言研究所据国立北平图书馆红格钞本影印，1968年，第750、751页．
②‘明太祖实录'卷六八，历史语言研究所据国立北平图书馆红格钞本影印，1968年，第1280页．
③‘明太宗实录'卷二四．历史语言研究所据国立北平图书馆红格钞本影印，1968年，第438页．
④参见王仲殊‘说滇王之印与汉委奴国王印'，《考古)1959年第10期。
⑤‘后汉书》卷八五，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2821页。
@‘汉官旧仅'卷上，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1页。
⑦ ‘后汉书'志第三十，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3672、3674页。
⑧参见(汉)刘珍等撰、吴树平校注《东观汉记校注》(上)，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43页．
⑨参见《三国志》卷三十，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875页．
⑩《明史'卷六八．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660页．按：东汉以后。随着造纸技术的提高和纸的应用范围的逐渐扩大，
原本的简书用泥封后再加印以防伪的传统形式，被纸书上加朱印的进步方式所替代，此前的小面积泥封需用小
印章的局限得到突破，纸书没有了封泥大小的限制。所以，印的体积开始放大，南朝时．已有5厘米见方的官印出
现，以后明代。有的甚至更被放大到十多厘米。
@ 参见‘明史》卷六八，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663页。
@‘明太宗实录'卷四八，历史语言研究所据国立北平图书馆红格钞本影印，1968年，第733页。
@参见‘周礼注疏'，‘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854、855页．
@‘新唐书》卷二四．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15、519、520页．
@‘明史'卷六六．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615页．
④‘大明会典》卷六十，新文丰出版公司影印明抄本1976年版。
⑩《明太宗实录》卷七九，历史语言研究所据国立北平图书馆红格钞本影印，1968年，第1063页．
@敕谕原件现收藏于日本官内厅，部分服饰现藏于日本京都妙法寺。
⑩ 《新唐书》卷二四。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16、520页。
⑩ ‘大明会典》卷六十。新文丰出版公司影印明抄本1976年版。
@ (日)河上繁树《封尔为日本国王》，‘国际服饰学会杂志'1999年第16期。
@ (日)河上繁树《关于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的冠服》附资料2，日本京都博物馆‘学刊'第12号．
@ (日)河上繁树《关于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的冠服'附资料2．日本京都博物馆‘学刊'第12号：“万历三十一年
(公元1603年)，明朝神宗皇帝颁赐给琉球国王的服饰主要有：纱帽一顶(展角全)；金箱犀角带一条；常服罗一
套。大红织金胸背麒麟圆领一件．青褡护一件；皮弁冠一副，七旒皂绉纱皮弁冠一顶(旒珠金事件全)，玉圭一枚；
五章娟地纱皮弁服一套。大红皮弁服一件．素白中单一件，缀色素前后裳一件．缀色素蔽膝一件(玉绚全)•缀色妆
花锦绶一件。”
@‘明太祖实录'卷一五一：。洪武十六年。诏赐琉球中山王察度镀金银印. . 。”历史语言研究所据国立北平图书馆
红格钞本影印．1968年版．第2375页。
@‘明史'卷六八：“郡王。镀金银册、镀金银印.. 。 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660页。
(作者赵连赏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邮编1007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