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看民国时期洛阳的盗墓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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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看民国时期洛阳的盗墓风气

帖子 由 撷芳主人 于 周六 十二月 14, 2013 5:16 am

毛阳光(洛阳师范学院 历史文化学院 河洛文化研究中心 洛阳 471022)

内容提要:郭玉堂《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中记载了民国时期洛阳邙山汉魏至宋明墓葬被盗的情况,涉及到墓葬的盗掘、盗掘出土的文物、盗掘文物的买卖和流失等内容,对于研究民国时期洛阳墓葬盗掘情况以及洛阳地方社会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关键词:《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 洛阳 盗墓


九朝古都洛阳由于其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以及深厚的文化底蕴而在中国古代丧葬文化中占有独特的地位,因而自古就有“生在苏杭,死葬北邙”的说法。但是,众多的古代墓葬也引起了大量盗墓者的觊觎。尤其是到了民国时期,由于时局动荡,地方政府管理不善,甚至设“古玩特税局”大肆敛财,加之民生困顿,诸多因素致使洛阳的周秦汉唐墓葬遭到了大量的盗掘,以至于洛阳的古代墓葬有“十墓九空”的说法。著名的盗墓工具——洛阳铲也在这时出现。〔1〕而对于民国时期洛阳的盗墓情况,吴圭洁《洛阳古玩行史话》有所涉及,〔2〕赵振华《洛阳盗墓史略》也部分论及近代洛阳的盗墓风气。〔3〕董延寿则对1928年加拿大传教士怀履光盗掘金村东周大墓的情况进行了个案研究。〔4〕而郭玉堂的《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以下简称《时地记》)是一部记载近代洛阳出土石刻情况为主的资料汇编,涉及到这一时期出土的大量北朝隋唐时代的碑刻和墓志,对于洛阳古代石刻研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5〕以往学者多关注此书石刻资料方面的价值,而笔者在阅读此书的时候,发现这部书对于民国时期洛阳古代墓葬的盗掘,文物的倒卖和流失情况也有较多的反映,可以和前述的几篇文章相互补充和发明。且本书中的许多情况是作者行走乡间亲自调查所得,多属亲见亲闻,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因而该书为我们研究近代洛阳地方社会的盗墓风气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使用的《时地记》有两个版本,一个是1941年洛阳大华书报供应社出版,由于当时战局动荡,这个版本记载的洛阳古代石刻下限到隋代,并非郭氏稿本全豹,但是是郭氏亲自刊定。〔6〕而2006年由大象出版社出版的郭玉堂曾孙郭培育、郭培智在郭氏原稿基础上编订的《时地记》补充了旧版书中唐至明清洛阳出土石刻的内容,使郭氏全本得以呈现,但新版本对旧本内容擅自删改,又过于随意的增补大量新内容,并不是一个完善的版本。〔7〕考虑到目前仅有此书包含郭玉堂原稿的下半部,有关近代洛阳唐代以及其后石刻墓志的出土记载仅见于该书,这部分内容又涉及到大量洛阳唐墓的盗掘。因而本文中涉及隋以前内容仍沿用旧本,唐以后内容则参新版本,并标注相应页码,特此说明。

从该书的记载可以看到:除了极少数墓葬为雨水冲刷塌陷等偶然因素被发现之外,绝大多数墓葬都是被人为盗掘的,这些仅仅是有墓志的古墓,因为绝大多数古墓是没有墓志的,因此可见民国时期洛阳古墓盗掘情况的严重。而当时被盗掘的墓葬大多集中在洛阳老城以及偃师县城北的邙山一带。这里土层深厚,地势高亢,自古就是丧葬的佳城所在,因而这里历代墓葬非常集中。而古代洛阳丧葬的另外两处重要区域——洛阳城南的龙门山与万安山此时盗掘情况并不严重。

对于盗墓者,郭玉堂在本书的许多条目中都有涉及,书中记载了许多有名有姓的盗墓者,如安驾沟村人刘宗汉,多次挖掘古墓,仅民国八年夏,他就在自家地中挖掘了北魏元纂、元熙、元晫墓。被他盗掘的古墓还包括北魏的元诱墓、元谭墓、元廞墓、元弼墓、元袭墓以及唐代的杜才墓等(29-45页)。(笔者按:以下所引资料未注明出处而标注页码者,皆出自《时地记》一书)再如盗掘北魏成嫔墓的南石山村人高升子,盗掘北魏吴光墓的高长茂(21页)。民国九年,南陈庄村人张九卿盗掘了本村南的北魏元钻远墓(48页)。民国十四年三月(皆为阴历,下同),拦驾沟村与马沟村之间的北周寇炽墓发掘者为马海(52页)。民国二十九年,西山头村唐刘敦行墓是被地主李希哲盗掘的(224页)。而洛阳井沟村的王勗墓是被本村人李留柱“在一个小时内掘出,所出陶器售一百元”。(238页)

从中我们得知:从事盗掘古墓活动的主要是当地的乡民。这是因为邙山上有大量的村庄和农田,许多墓葬都散布在村落和田地中,这为当地村民盗掘墓葬提供了便利的条件,许多人也因此专门从事盗掘古墓都活动。1931年,学者郑德坤、容庚、顾颉刚曾到洛阳西郊观看被盗古墓时指出“洛阳近郊人民多系穴居,善凿穴开洞,遂为劫墓的能手。”〔8〕

更有甚者是许多村民参与的大规模盗掘,这和当时地方政府的不作为甚至纵容有关。如民国十年四月,营庄村和太仓村民盗掘了两村附近的北魏鹰扬将军山晖墓(18页)。民国十七年五月,徐家沟村和安驾沟村村民共同盗掘了两村之间的北魏平西将军、瓜州刺史元均之墓。民国二十年六月,后沟村村民十一人盗掘了该村东北的北魏征虏将军鄯乾墓(19页)。民国二十一年六月,王六成等十三人,“先由五处凿坑”,挖掘了柿园村的北魏安南将军元嵩墓(17页)。民国二十四年盗掘洛阳安驾沟村南地的崔行规墓时,参与者就是该村与附近的海资村村民,并将出土的陶器和墓志平分(388页)。这其中一些人本身从事的就是盗墓的行当,但也有许多是穷困的地方村民,由于利益的驱使而参与盗墓活动。

由于多种因素,有些墓葬一次没有将文物盗完,则会有第二次的盗掘,此举在当时被称为“翻凹”。如北魏齐州刺史元鉴墓在民国十七年五月被盗掘,过了七年之后,又再次遭到乡人盗掘,《元鉴墓志》就是此次出土的(16页)。北魏北海王妃李元姜的墓志则是在其夫元颢墓志出土一年后被当地百姓“翻凹”掘出的(19页)。

伴随着大量盗墓活动而出现的是文物的流失。从《时地记》中的记载来看:民国时期洛阳盗墓成风导致大量珍贵文物的流失,许多文物都被倒卖到各地,不知所终,情况之严重可谓触目惊心。据《时地记》记载:被盗掘出土的文物有石棺椁、墓志、陶器及唐三彩、铜镜、金银器等。其中许多都是北朝隋唐时期的精品和珍品,即便是建国以后,在洛阳的考古活动中也出土无多。

许多北魏墓葬在盗掘中出土了精美的石棺和石椁,数量达十多具。如民国十六年冬在西山岭头村北魏平西将军王悦墓中出土了石椁一件,在洛阳售价就达二千元,贩运到上海后价格猛涨到二万元(48页)。著名的北魏宁懋石室出土于民国二十年二月洛阳汉魏故城北半坡,为长方形悬山式建筑,有屋顶、围墙和台基,屋顶上有屋脊、瓦当、椽子,制作逼真精美。石室上更有九幅线刻画像,其中室门是两幅武士像,左右山墙外壁分别有帝舜、董永等孝子故事以及反映墓主人生活的庖厨图和牛车出行图等。然而,石室出土后被外地客商以七千元购买,之后以二万元出售到海外(36页)。今存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被盗卖的石棺、石椁还有郑凹村北魏元融墓石椁,平乐村北魏秦洪墓石棺、李家凹村元谧石棺等。

《时地记》本身非常重视此时石刻的出土,因而书中涉及到许多石刻碑志的盗掘和倒卖。从中可以看到,绝大多数的石刻墓志出土后就被转手卖掉,这其中就有一些书法价值和史料价值非常高的石刻墓志,如《熹平石经》残石、《左棻墓志》等。此时从东汉到隋朝的石刻价格非常高,多在数十元到数百元之间。前面提到的刘宗汉在盗掘北魏元纂、元熙、元晫墓后就欣喜异常,原因是“志石售价与地价埒也。”(30页)有些西晋、北魏墓志高达数百元。如郭玉堂以350元购买的《元弼墓志》(13页)。《元广墓志》售价也是350元(22页)。隋代墓志价格稍低,也多在数十块银元左右,如郑凹村出土的隋《唐世荣墓志》售价55元,郭玉堂本人购买的《郭宠墓志》花费60元。而此时唐代墓志的价值还不为大多数人认可,因而除了少数精品如欧阳通书丹的《泉男生墓志》高达千元外,绝大多数唐代以及宋代的墓志石刻价格较低,一般多以数元的价格卖出。如民国二十二年出土的《郑公李夫人墓志》售价6元(340页)。

洛阳盗墓出土的文物中大宗是陪葬的明器,主要是陶器和三彩器。尤其是陶器,从两汉一直到明清墓葬中都曾大量出土。从《时地记》中“精”、“极精”、“均精”、“甚精”等字眼来看,许多陶器具有很高的艺术和文物价值。因而其价格也非常高昂,多达数千元。如民国十四年三月,前海资村北魏江阳王元乂墓出土陶器达数百件之多,“就中文武装瓦俑及瓦马最大,各墓所出陶器亦以此为最多。”最终这批陶器精品被古玩商李壁甫、吴文进、吴文道、宋章甫等人以1800元的价格购买(32页)。民国十七年,洛阳东三里桥庙后隋佟(编辑:加竹字头)盛及夫人胡氏墓中出土的包括陶车在内的陶器被商人李芝芳以2000元的价格买去。民国八年,后海资村附近的北魏元遥墓“同时出瓦器甚多,值数千元。”(22页)洛阳城北张杨村唐崔千里墓出土的陶器售价千元(329页)。崔契臣墓中出土的陶俑售价也达千元(324页)。而大多数北朝隋唐墓葬中的陶器被以数百元的价格出售。

建国以后,在洛阳唐墓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大量造型精美的唐三彩。然而,民国时期洛阳唐三彩的盗掘和出土数量更为惊人。《时地记》就记载了这一时期洛阳唐墓大量唐三彩盗掘出土和流失的情况。唐三彩是一种低温釉陶明器,清末到民国时期最先出土于洛阳唐墓中,其主要颜色为黄、白、绿,因此而得名。据《时地记》记载,三彩器从唐初一直到唐末期的墓葬中皆有出土,许多墓葬出土都在数十件上下。如信王府士曹崔(编辑:单人旁+梨)墓出土三彩骑马俑、三彩盘一件、凤凰壶一件、马俑、骆驼俑各一对、文武俑各一对、镇墓兽一对,还有小件数十件(298页)。郑公妻卢氏墓中出土三彩达200件,其中骑马俑20个,马俑高达二尺(321页)。一些高官的墓葬中三彩器更多,更精美,唐中期曹王李皋墓出土三彩器有三彩十大件,还有骑马俑、盘、罐、凤凰壶、奔马、侍女俑以及小品百余件(324页)。唐后期大臣崔弘载墓中出土三彩十大件,还有骑马俑20件,侍女俑、文吏俑、乐舞俑、动物俑等共百余件(349页)。而且此时唐墓出土的三彩种类繁多,有狩猎俑、文武官俑、侍俑、乐舞俑、侍女俑、胡人俑、武士俑、天王俑、镇墓兽、马俑、骆驼俑以及其他动物俑和各种三彩器皿。

当时三彩器的售价也非常高昂。如民国二十五年王元琰墓出土的三彩花鼓人售价700元,蓝彩罐和双龙尊售价2200元,花鼓人是当时古玩行话,应该是指演奏乐器的三彩俑(265页)。寇洋墓出土的三彩器“全是精品”,有三彩骑马俑10对,其他器物16件,共售价900元。张敻墓出土的宫装三彩俑售价达1200元(166页)。裴遘墓出土的三彩马、文官俑和镇墓兽“均为上品”,其中一对武士俑售价就达400元(297页)。康夫人曹氏墓中出土的两件武士俑“本村人运往北京售六百元”。(151页)能政墓出土的三彩盘和凤凰壶共数十件,售价800元(343页)。而一般的三彩器物售价也在数元到数十元不等。

这其中一些非常具有特色的种类在建国后的考古发掘也甚少出土。如一些唐墓中出土了三彩凤凰壶,凤凰壶是古玩商的说法,实际上就是凤首壶。凤首壶造型和装饰应源于古代波斯萨珊王朝时期的金银器——胡瓶。在风气开放的唐代,其造型艺术被唐三彩所吸收,烧制出精美的三彩凤首壶。据笔者统计:书中记载盗掘出土的凤首壶达9件之多。如民国二十三年在洛阳东北吕庙村北地唐李起宗墓出土的三彩凤凰壶,“其上有射猎图”,即狩猎图,这是唐代三彩器上常见的装饰图案。而此种类型的三彩壶建国后洛阳仅出土过两件,即河南博物院收藏的1965年出土于洛阳东郊塔湾村唐墓的三彩凤首壶,高32.5厘米,细颈,扁圆体,头部为凤头形,壶口凤首尖啄弯曲,双眼圆睁,上有高冠,大眼、尖嘴,壶身一侧附弧形柄,装饰狩猎纹和鸾凤纹。关林唐墓也曾出土过一件三彩凤首壶,只是壶身装饰的是凤鸟纹。〔10〕

另外,一些唐墓中还出土了蓝釉三彩器,蓝釉器本身在三彩中就非常少见。民国时期从事古玩行业的商人吴圭洁就指出当时三彩器物中带蓝色的蓝彩是非常珍贵的器物。〔11〕罗振常在《洹洛访古游记》中也指出“蓝色者稀”,且价格昂贵。〔12〕而蓝彩陶器在当时的盗掘中多有发现,多流散外地。如唐史待宾墓中出土了带蓝三彩(244页),王元琰墓出土蓝彩罐(265页),寇鐈墓也出土了蓝彩(274页)。而建国后,洛阳唐墓出土蓝彩非常少,只在2000年偃师恭陵被盗的哀皇后冢中文物中曾出土过较多的精美蓝釉陶器,其中有蓝釉双龙尊、蓝釉灯、蓝釉高足盘、蓝釉葫芦瓶、蓝釉四系罐、蓝釉净瓶、蓝釉碗盆等。〔13〕

在《时地记》的记载中,我们还看到此时盗掘出土的唐代铜镜数量非常大,包括精美的金、银壳镜和螺钿镜。唐代铜镜中有一种镜背捶脱、镶嵌金壳或银壳的类型,富丽堂皇、精美异常。此种类型的铜镜建国后洛阳仅出土六面,都是菱花形的。如在关林307号唐墓曾出土一面六角菱花形金壳花鸟镜,镜背用金片捶脱成花鸟和瑞兽纹样。洛阳滋涧老井村唐墓也曾出土过一面六角菱花形的金壳花鸟镜,只是镜背用银地金鸟兽纹装饰。〔14〕2009年5月第二届洛阳民间收藏精品展上还展出过一面菱花形金壳兽钮缠枝走兽镜,是洛阳个人的收藏品。〔15〕上世纪80—90年代发掘偃师杏园唐中宗神龙二年宋祯墓时曾出土过一面银壳菱花型鸾鸟瑞兽镜,是从镜背上嵌入捶脱出鸟兽图案的银片。相似的银壳鸾鸟瑞兽镜在开元二十六年李景由墓也出土过一面。〔16〕另外,2000年洛阳东明小区唐高秀峰墓中也出土了一面银壳鸾鸟瑞兽镜。〔17〕 然据《时地记》的记载,这一时期出土的金壳和银壳铜镜数量相当大,根据笔者统计,全书中有关唐代金壳和银壳铜镜被盗掘的记载有22处,共23件,大多数都被盗卖流失。如民国十三年,卢村唐李夫人墓中出土了金壳镜一件,售价2000元(247页)。民国十四年,洛阳伯乐凹村崔哲墓出土的金壳铜镜,随即被售出(215页)。民国二十二年,伯乐凹村唐柳崇约墓中出土的金壳铜镜被井沟村人李芝兰买去后又倒卖给北京朱三(168页)。民国十八年,陈庄村孙婴幼女墓出土的金壳镜也出售给了北京客人,售价四千元(328页)。除了金银壳镜以外,此时唐墓中还出过非常精美的螺钿铜镜,即镶嵌有刻成人物花草图案螺蚌壳薄片的铜镜,螺钿铜镜是代表制镜工艺精湛水平的代表。洛阳东北白鹿村唐王周夫人薛氏墓中出土的螺钿铜镜“工艺甚精”,后被卖与上海客人(179页)。而此类铜镜建国后洛阳也出土甚少。1955年在河南洛阳涧西16工区76号唐墓曾出土过内容为高士宴乐图的螺钿镜。

此时许多唐墓中还盗掘出土了较多陪葬的银器和金器,数量也很大。如民国十三年,卢村唐李夫人墓中出土的银杯一件,售价600元(247页)。这里的银杯应该是唐代上层社会非常流行的具有罗马——拜占庭风格的高足杯,建国后西安和洛阳唐墓皆有出土。北京大学塞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就收藏一件狩猎纹金银高足银杯,据称也是购自洛阳,无疑就是洛阳盗墓流散的文物精品。〔18〕 建国后洛阳地区唐墓出土的银高足杯总共也就三件。另外,唐董师墓、沈齐文墓、崔玄籍墓、沈君夫人朱武姜墓等墓葬都曾有银盒等银器出土,如崔玄籍墓出土的鎏金银盒,表面刻满花纹,售价300元(184页)。而唐以后的宋、明墓葬中金银器也屡有出土,如陈庄村宋席氏夫人墓中就出土了金银饰物十多两(431页)。

从书中记载盗掘文物的流失情况来看,被盗掘出的文物首先被当地古玩商购买,中介的费用称为“黑头费”,也称小费。如古玩商张光斗购买郑公李夫人墓中出土的铜镜和陶俑花费了220元,其中的经手小费就是50元(340页)。唐卢思庄墓中出土的三彩盘、壶售价1200元,其中黑头费是260元(240页)。再如卢氏夫人墓出土的金壳镜售价3000元,黑头费200元(321页)。中唐曹王李皋墓中的三彩器物甚多,还有金壳镜,售价高达5000元,而黑头费也达1000元之巨(324页)。盗掘出土的文物经洛阳地方古玩商人之手卖给外地古玩商,书中经常提到的洛阳古玩商有吴文道、张光斗、李芝兰、莫培胡、马名璋等。

大量的盗掘文物都流散到外地。当时洛阳城内有许多外地的客商购买、贩运文物,因而《时地记》中常出现“城内客人”、“客人”、的记载,其中以北平(今北京)和上海商人为主。这样,大多文物都被古董商人转卖到北平和上海等地。尤其是北平,是当时洛阳流散盗掘文物主要的流向地区。民国二十年,洛阳东北省庄北魏李蕤墓出土的陶器“极精”,北平古物商以600元市归,售至2000元(16页)。民国二十三年北陈庄村唐温炜墓出土的百件三彩器被转手售给北京客人(215页)。民国二十年洛阳西陡沟村董怀义墓出土的白胎飞马一对,“运至北京售价七百元” (236页)。民国十六年山岭头村出土唐李谦墓出土的三彩陶器60件,“售价卅八元,北京客人杨立中买去。”(244页)同样是杨立中,在这一年还以80元的价格购买了大杨树村北魏元继墓被盗掘出土的数十件陶器。民国十五年,平乐村北小寨沟北魏东莞太守秦洪墓出土石棺被上海客人以5000元购得(32页)。当时北平有许多古玩店都出售来自洛阳的盗掘文物。《中国明器》作者郑德坤就在北平哈德门大街古玩店也购买过洛阳出土的白釉男立俑。〔19〕这样,由洛阳盗掘的文物通过北平、上海的古玩店被出售到各地,甚至被转卖到海外。

另外,还有一些知名学者和高官亲自到洛阳或委托商人在洛阳购买文物个人收藏,如书中提及的马衡、徐森玉、于右任都曾到洛阳购买出土文物。经他们之手,一些盗掘文物被高校和博物馆等公立机构购买。北京大学国学门就收藏了唐朝封泰墓和戴令言墓中出土的文武官俑、马俑和骆驼俑等。〔20〕这对于了解近代洛阳盗掘文物的流向和查访具有一定的意义。

面对疯狂的盗掘,地方政府对于古墓的盗掘并非无所作为。民国十九年六月十七日,李家凹村唐段万顷墓被盗掘后出土了三彩88件,被地方政府得知后,其中的骑马俑28件被没收归公(237页)。民国二十七年,翟泉镇南地出土的北魏赵珍造像,发掘者以400元倒卖,洛阳县政府闻讯后即逮捕数人,并将造像追回存放在县政府(50页)。只可惜这样的记载在书中可谓凤毛麟角。

当然,由于书中的一些内容来自于传闻,作者不知道真相,因而书中也有记载失误的地方。如记载洛阳城北上店村出土的唐代大铜镜,镜背面镶嵌金丝,售价高达1000元(223页)。实际上这面所谓的金丝铜镜是古玩商专门雇人在出土唐镜上镶嵌金丝花纹而制作的赝品,此事在洛阳古玩商吴圭洁的文章中有披露。〔21〕另外,郭氏此书意在记载洛阳出土古代石刻墓志的情况,因而该书反映的主要是和石刻墓志相关联的洛阳北魏和隋唐宋元明清墓葬盗掘的情况,对洛阳先秦和秦汉墓葬盗掘的情况没有涉及。但即便如此,该书内容也可以大致反映出民国时期洛阳盗墓的梗概,因而对于近代洛阳地方社会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参考文献:

〔1〕赵振华等《洛阳铲》,洛阳文物局 洛阳民俗博物馆编《潞泽会馆与洛阳民俗文化》,163页,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

〔2〕吴圭洁《洛阳古玩行史话》,《河南文史资料》第9辑,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

〔3〕赵振华《洛阳盗墓史略》,《中原文物》1987年特刊。

〔4〕董延寿《加拿大传教士怀履光与洛阳文物被盗》,《中原文物》2005年6期。

〔5〕赵振华《郭玉堂与〈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

〔6〕郭玉堂《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洛阳大华书报社1940年。

〔7〕郭培育、郭培智主编《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大象出版社2006年。相关书评参日本学者气贺泽保规《投身于旧中国洛阳墓志石刻保存的一市井之人的记录——评近刊郭培育、郭培智主编〈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唐研究》第1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8〕郑德坤 沈维钧《中国明器·自序》,哈佛燕京学社1933年初版,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影印本1页。

〔9〕郭玉堂《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30、29、35、38、43、45页。

〔10〕洛阳博物馆编《洛阳唐三彩》83、82页,河南美术出版社1985年。

〔11〕《洛阳古玩行史话》《河南文史资料》第9辑,151页。

〔12〕罗振常《洹洛访古游记》,121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

〔13〕郭洪涛《唐恭陵哀皇后墓部分出土文物》,《考古与文物》2000年4期。刘航宁《恭陵美陶》,《中原文物》2000年3期。

〔14〕洛阳博物馆编《洛阳出土铜镜》,第115号、116号,文物出版社1988年。

〔15〕王绣主编《洛阳民间收藏精品集》,129页,解放军外语音像出版社2009年。

〔1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偃师杏园唐墓》,图版8、34,科学出版社2001年。

〔17〕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市东明小区C5M1542唐墓》,《文物》2004年7期。

〔18〕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编,《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藏品选》,科学出版社1998年,122-124页。

〔19〕《中国明器》97-98页。

〔20〕《中国明器》60页;另参郭培育、郭培智《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142、212页。

〔21〕《洛阳古玩行史话》,《河南文史资料》第9辑,153—154页。



原载《四川文物》2010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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